空战对抗，激烈展开！东部战区时刻准备战斗

5月(yuè)18日，由美国返还的“子弹库(kù)帛书”第二卷《五行(wǔxíng)令》和第三卷《攻守占》抵达北京，并将于7月在国家博物馆首次面向公众展出。 5月16日，国家文物局在驻美大使馆接收(jiēshōu)《五行令》《攻守占》，内容分别为四时十二月的宜忌、攻城守城的宜忌 图据(tújù)：视觉中国 子弹库帛书1942年出土于(yú)长沙子弹库楚墓，1946年流失至美国。它不但是目前(mùqián)唯一出土的(de)(de)战国帛书，也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帛书和首部典籍意义上的古书，对于古文字、古文献研究以及学术史、思想史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。 子弹库帛书一共三卷(sānjuǎn)，第一卷《四时令》分甲乙丙三篇，内容主要为与四季相关的上古神话，目前仍留在美国(měiguó)华盛顿。 而从出土到出国、从重见天日到重归故土，子弹库帛书颠沛流离的历史，既是动荡(dòngdàng)岁月的写照，也是世道人心(shìdàorénxīn)的见证。 民国(mínguó)时期，盗墓猖獗。学者倪方六在《民国盗墓史》一书中分析，原因一是军阀(jūnfá)混战动荡不堪；二是(èrshì)外国势力侵入，“国际买家的出现，让民国时期‘产、供、销’一条龙的盗墓产业链初步成形。” 长沙作为战国时期楚国的“东南之会”、西汉时期(xīhànshíqī)历时两百余年的长沙国国都(dōu)，无论楚墓还是(háishì)汉墓都众多(zhòngduō)，也一直是盗墓贼觊觎的热门之地，某种程度上可谓十墓九空。在抗战期间长沙还成为重要战场，众多被称为“土夫子”的盗墓贼也趁乱四处下手。 上世纪四十年代的长沙城(chéng) 任全生是当时长沙盗墓(mù)贼中的佼佼者。他本是矿工出身，半路出家后很快便因天赋异禀而声名鹊起。1942年9月某晚，任全生带着(zhe)漆效忠、李光远、胡(hú)德兴等(děng)人来到当地俗称“子弹库”的地点，用15米长的探针凿穿了一处古墓的封土和木棺椁层，从墓中盗得常见(chángjiàn)的铜器、陶器和漆木器，还有一些带字的绢质类纺织物。 任虽然是盗墓专家，对文物的价值却是一知半解。在目不识丁的盗墓贼眼里，除去(chúqù)金银珠宝只有铜器、木器能值(néngzhí)点钱，于是把这一堆东西统统处理(chǔlǐ)给了外号“唐裁缝(cáiféng)”的古玩店老板唐鉴泉，“价格便宜，那些(nàxiē)烂丝织品没算钱，相当于送给他。”任全生要几十年后才(cái)知道：当时他看不上的这些烂丝织品，比其它物品加在一起的拍卖价都要高得多。 唐鉴泉(tángjiànquán)写信给当时在重庆的考古学家商承祚求售，双方(shuāngfāng)正在反复议价之际，本是长沙人的文物专家蔡季襄1943年冬由(yóu)上海返湘，得知后立即(lìjí)以3000元(yuán)法币从唐手中买下这些“烂丝织品”。蔡季襄是著名藏书家叶德辉的亲戚，从小受教于叶。他用毛笔将帛书上的泥土和污渍小心除去，再请来一位裱(biǎo)糊名匠装裱。裱好的部分，就是如今的第一卷《四时令》。 《四时令》的文字以四方(sìfāng)顺序排列，象征四季流转 其余的(de)残片，是第二卷《五行令》和第三卷《攻守占》。当时这样的丝质文字称为“缯书(shū)”，而上世纪六十年代(liùshíniándài)之后，“帛书”的称谓逐渐取而代之。 1944年4月，日寇(rìkòu)进攻长沙，蔡季襄举家逃难，帛书(bóshū)则(zé)用一个(yígè)铁筒装好随身携带。6月，在湘江长沙段最大的洲岛兴马洲遭遇日军，“淫掠屠杀，备极惨毒”。蔡季襄妻子、湘剧名旦黄茀莲和长女蔡铃仪为免遭日寇凌辱，相继投水自沉。 侥幸逃到湖南安化(ānhuà)安顿下来的蔡季襄，哀伤妻女、终日困处(kùnchǔ)之际，将所带缯书“爰加董理，釐(lí)定次序，附以考证”，撰成《晚周缯书考证》一书。作为第一个收藏、揭裱、测绘和研究(yánjiū)子弹库帛书的人，蔡季襄的研究是之后所有研究的起点。 《晚周缯书考证》扉页(fēiyè) 1945年抗战胜利，蔡季(càijì)襄回到长沙，但已是(shì)家破人亡、生活极端窘困。蔡为(càiwèi)生活所迫，想起上海最大的古董店金才记古玩店还欠他两千元法币，同时又因为缯书上有许多文字模糊不清，打算到大城市用红外线摄影将字迹照出来。于是(yúshì)1946年夏，蔡季襄前往上海。 此时美国情报人员柯强(kēqiáng)（John Hadley Cox）受(shòu)派遣来华，住在(zài)上海霞飞路。柯强1935年毕业于(yú)耶鲁大学后，受耶鲁雅礼(yǎlǐ)学会派遣到长沙的雅礼中学任教，其间即广泛搜求中国古文物，更一度因与蔡季襄争购而引来蔡的反感。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柯强回国，并于1939年在耶鲁大学美术馆举办了“长沙出土文物展(zhǎn)”。 柯强在长沙的古墓(gǔmù)盗洞前 蔡季襄托金(xiāngtuōjīn)才记店主金从怡帮他找(zhǎo)一家提供红外线摄影的照相馆，金满口答应，却将此事告诉了柯强。柯强到蔡季襄的住处，声称(shēngchēng)自己有两部新式的红外线照相机，“保证(bǎozhèng)可以照出来”。在金才记伙计傅佩鹤的帮腔下，蔡季襄带上缯书到了霞飞路柯强的住所。 柯强摆弄一番后，说照不出来(chūlái)，“但我有个朋友也是(shì)研究红外线摄影的，器材比我还好，我今晚让他来我家一起拍——无论如何(wúlùnrúhé)保证明天可以把照片拍好。”也许是求(qiú)字迹心切，蔡季襄就此将缯书留下，说定第二天来取。 第二天一到柯强(kēqiáng)住处，柯强却说：“昨晚拍了一晚还是不行，恰好有个战友早上回旧金山来辞行，我就托他带到美国拍摄(pāishè)去了，大约一周之内就能把缯书和照片一并寄回。”气愤至极的(de)蔡季(càijì)襄坚决不同意，要(yào)柯强立刻退还缯书，柯强只答应以一万美金作担保金、先付一千为定。 面对(miànduì)柯强的(de)耍无赖和傅佩鹤的软硬兼施，无奈的蔡季襄与柯强签订了契约。之后每隔两三天，蔡就去催问一次，柯强总是说照片难拍、需要时间，“反正(fǎnzhèng)总会寄回来(huílái)”。终于有一天，柯强直接消失返美，蔡季襄只能怏怏返湘。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蔡季襄和女儿(nǚér)女婿 之后蔡季襄(xiāng)又托柯强曾经的学生、赴美留学的吴柱(wúzhù)存去与柯强交涉，柯强只字不提归还缯书，反说(fǎnshuō)一万美金定价太贵，要降价(jiàngjià)才能售出。蔡季襄再度表示：“我的缯书无论如何不能卖掉，请马上寄还，一千美金退你。” 蔡季襄最后得到的答复是，“对蔡先生(càixiānshēng)所托(suǒtuō)的事恐怕不能办到，请原谅。” 1980年1月，蔡季襄去世。同年年底(niándǐ)，舒尔特斯（Frederic D. Schulteis）也在美国(měiguó)去世。他是把子弹库帛书带到(dàidào)美国的人。 舒尔特斯是(sīshì)柯强(kēqiáng)(kēqiáng)的上级，他受柯强之托，将帛书带到了位于美国堪萨斯的纳尔逊-阿特金斯美术馆。柯强回国拿到帛书后，于1949年将《四时令》借存于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(bówùguǎn)，存期15年；《五行令》《攻守占》，则借存于哈佛大学的福格博物馆。 1964年4月10日，柯强(kēqiáng)取出存放到期的(de)《四时令(shílìng)》，将其售与纽约的古董商戴福保。两年后，《四时令》以50万美元的价格被戴卖给了阿瑟·塞克勒（Arthur M. Sackler）。 阿瑟·塞克勒(kèlēi)发迹，源于创新地使用新式(xīnshì)广告(guǎnggào)营销策略：在媒体、医学杂志和(hé)直销广告上饱和式鼓吹，最大限度占据受众注意力资源。现代医药广告的诞生，即始于他(tā)。1952年，阿瑟·塞克勒和兄弟雷蒙德·塞克勒、莫蒂默·塞克勒联手收购了一家名为普渡的小制药公司。但真正让阿瑟·塞克勒挣得盆满钵满，以致有财力为他的亚洲艺术爱好买单的，是生产著名的安眠药(ānmiányào)“安定”。 购入帛书时，其好友直言：“只要拥有这件帛书，哪怕(nǎpà)你把你现有的(de)藏品全扔进哈德逊河也算不了什么。” 1967年，阿瑟·塞克勒与(yǔ)哥伦比亚大学合作，出资举办(jǔbàn)了一次关于子弹库帛书的研讨会。这是子弹库帛书出土后第一次向世人亮相，各路学者纷至沓来(fēnzhìtàlái)。 此时的中国，也即将迎来新发现。1971年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发现后，为了积累经验发掘(fājué)二号墓和三号墓，在当时已成为湖南省博物馆员工(yuángōng)的任全生指认下，于1973年5月重新发掘了子弹库楚墓(chǔmù)，并新发现一幅人物御龙帛画(bóhuà)。郭沫若闻讯非常兴奋，连夜填词一首《西江月·题长沙楚墓帛画》为纪(wèijì)。 郭沫若(guōmòruò)也是阿瑟·塞克勒想见的(de)人(rén)。1978年阿瑟·塞克勒第一次来华时就希望和郭沫若见面，“希望跟他(tā)直接谈送还帛书的事”，但因为郭氏当时病情严重而未能见面。郭沫若于当年6月去世后，阿瑟·塞克勒在悼念文章里写道： “它(tā)（帛书）是我最重要的藏品……我一直希望我这件文物，‘带字的丝绸’能够‘物归原主’，重返中国；一直希望在一个合适的场合，由一个美国(měiguó)人把我的楚(chǔ)帛书交到郭沫若手里，作为我国人民(rénmín)献给中国人民的礼物……疾病和死亡干扰了此事。” 阿瑟·塞(sāi)克勒也没有等到这一天。1987年5月，阿瑟·塞克勒去世。四个月后，他捐建的华盛顿塞克勒美术馆(měishùguǎn)开幕，《四时令》从此存放于(yú)此。1992年6月，柯强将《五行令》《攻守占》及存放帛书的竹笈，以(yǐ)匿名捐献的名义入藏同一美术馆。 出土时承放(shíchéngfàng)帛书的竹笈 由阿瑟·塞(sāi)(sāi)克勒而始的艺术(yìshù)捐赠事业，在他死后成了整个塞克勒家族的金字招牌，如卢浮宫、大都会博物馆(bówùguǎn)、大英博物馆、伦敦泰特美术馆、古根海姆博物馆等世界顶级博物馆美术馆均有以“塞克勒”命名的专区或捐赠致谢。 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。阿瑟(āsè)·塞(sāi)克勒(kèlēi)的侄子理查德·塞克勒，把叔叔的营销策略千百倍地用(dìyòng)在了1996年普渡上市的新止痛药“奥施康定”上。这种含鸦片成分的止痛药，被普遍以“不含成瘾性”的宣称广泛促销，最终造就了一场公共卫生危机(wēijī)：超过700万人(wànrén)服药后上瘾，超过20万人死于(yú)过度用药，受害者中包括《老友记》里钱德勒的主演马修·派瑞(pàiruì)。塞克勒家族也因此臭名昭著，不仅各大博物馆纷纷与之撇清关系、拒绝继续接受其捐赠，华盛顿的弗里尔-塞克勒美术馆也于2019年更名为如今的国立亚洲艺术(yìshù)博物馆，以去塞克勒化。 《四时令》目前仍然存放(cúnfàng)于华盛顿的(de)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，等待后续的进一步追讨 柯强于2005年(nián)死亡，他从中国返美后受精神错乱的折磨(zhémó)，一度不得不住进精神病院。1993年，帛书研究者、北大教授李零(lǐlíng)曾去信请求与他见面，柯强没有回信。 子弹库帛书出土后，流落海外已近八十年。一件诞生于公元前4世纪~3世纪的古物，出土后却见证了种种世态：实操能力顶级却目不识丁的盗墓贼；因为讨价还价而(ér)失之交臂(shīzhījiāobì)的考古学者；视若珍宝却因轻信一时而悔恨终生的古物玩家；见利忘义为虎作伥的古董掮客；受过世界一流高等教育、却吃相难看坑蒙拐骗(kēngméngguǎipiàn)的文化强盗；既嗜财牟利不择手段、又迷恋中国(zhōngguó)文化似乎良心未泯(wèimǐn)的艺术藏家(cángjiā)…… 如果对文物的(de)热爱(rèài)发展为占有欲，那对于(duìyú)文物不啻(bùchì)一场灾难。如今平安回家的《五行令》《攻守占》，期待《四时令》在辗转数次易手之后，能够尽快归国重聚。此时的中国，毕竟已经不是八十年前的中国。 文/启凌(qǐlíng) 编辑 苏静 （下载红星新闻，报料有奖(yǒujiǎng)！）